目前這筆爭議股份的市值高達200億元，呼應著立訊精密過去一年多的股價暴漲——從2019年1月的7.46元飆升到2020年7月的61.12元，漲幅超過8倍，總市值一度突破4000億元，將格力（市值3383億元）、萬科（市值3215億元）等明星企業甩在身后。

相比股權代持爭議，立訊精密創始人王來春更值得關注，她面相樸素、憨厚，被譽為“科技版老干媽”。

上世紀80年代，20歲出頭的王來春進入富士康，成為一名“打工妹”。后來，她模仿富士康創辦立訊精密，成為身價數百億的超級富豪。2019年胡潤百富榜顯示，她與其兄王來勝身價高達530億元。

王來春最早只有初中學歷，在三位貴人相助下，她一手締造了這家A股消費電子龍頭。

“這個行業本身就低調，這是行業特質，客戶OK，其他的就OK。”富士康的一位工作人員向作者表示。

立訊精密的產品包括連接器、連接線、無線充電、聲學和電子模塊等，是中國大陸的消費電子龍頭。比如，該公司是蘋果無線耳機AirPods最大的代工廠，同樣還在大量生產手機快充的Type-C接口。該公司在廣東、江西、江蘇、河北等地擁有工廠，全球員工超過78000人。

不管是商業模式還是創業歷程，立訊精密都與富士康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1988年，富士康在大陸建立了第一家工廠——深圳海洋電子插件廠，立訊精密創始人王來春還是一位21歲的打工妹，她成為工廠的首批女工。在富士康的近10年時間里，王來春從一個基層員工成長為“課長”，直到1997年離職創業。

張鵬（化名）曾在立訊精密工作近20年。他告訴作者，1997時，王來春和其兄王來勝投資了幾十萬元，創辦了一個加工廠，當時主要做的是電視機的后殼、電線插板等業務，創業前四五年與富士康沒有關系。2002年前后，富士康的訂單開始暴增，將一些訂單分給立訊精密。

富士康后來成為立訊精密最主要的客戶，立訊精密逐漸變成了“富士康的‘富士康’”——為富士康代工，同時自己積累現金和經驗。

根據立訊精密在2010年發布的招股書，2007年至2009年，他們向富士康銷售產品的收入占當期營業收入比例分別為47.73%、56.46%、45.38%，很多年來，富士康一直都是他們的第一大客戶。

王來春本人對富士康也很推崇。

2010年9月，立訊精密上市之后，她曾向媒體表示，富士康的工作方式和經營理念對她影響很大，“我自己的公司從剛建廠的100多人，發展到如今的近萬人，雖然期間經歷過許多挫折，但我堅持用在富士康學到的一套管理模式來經營，事實證明它是正確的。”

這篇文章還提到，立訊精密的辦公室里貼著很多郭臺銘的語錄。

“立訊精密有的，富士康都有，工廠的東西都是從富士康學的。工廠的一切，包括標語，都是郭董（指郭臺銘）語錄，寫得跟富士康一模一樣。”一位立訊精密前高管告訴作者。

創立初期，該公司主做代加工業務，此后自主研發，陸續進入到彼時的熱門行業——PC、手機、汽車等。

2007年前后，立訊精密開發了臺式機連接線的自主品牌，成為聯想、華碩的供應商；2011年4月，該公司斥資5.8億收購昆山聯滔電子，在那里建立一個集研發、生產和銷售為一體的運營中心。昆山是全球筆記本電腦的生產重鎮。

張鵬告訴作者，立訊精密與聯想合作存在被迫轉型的原因。當時，受金融危機影響，富士康通告立訊精密，未來可能沒有太多代工訂單交給他們。要想繼續活下去，立訊精密只能走自主品牌的道路。

“此前給富士康做代工的經歷，讓王總（指王來春）找聯想談的時候有了籌碼。”張鵬說，“立訊當時有了自己的專利，聯想電腦配件中，不少有立訊的專利影子。”

立訊精密開始“去富士康化”。

比如，招股書顯示，立訊精密一家子公司協創精密，2009年之前主要為富士康代工生產，2010年初終止了對富士康的代工業務，業務重心調整成自主生產連接器。早些年富士康的營收占立訊精密總營收的45%以上，但2010年前兩個季度，這個占比降低到16.81%。

后來，智能手機興起。2011年11月，立訊精密花費7500萬元收購了科爾通實業75%的股權，后者是華為、艾默生網絡的供應商。

2013年10月，立訊精密又花費400萬-500萬歐元收購德國SUK公司，進入汽車領域，SUK是寶馬、奔馳的門鎖等塑膠件核心供應商。

立訊精密通過至少5次并購，逐步完成了自己的產業布局：電子消費產品、企業級及通訊產品、汽車及醫療產品。同時，也形成了“總部在東莞、生產在江西、研發在昆山”的基本格局。

“公司管理層密切跟蹤行業主流發展趨勢，定期召開內部研討會議，未雨綢繆、積極探討當前產品及業務天花板，從自身專業角度出發，進行行業深度調研，通過不斷地沙盤演練，探尋企業未來發展新航向。”多年來一直力薦立訊精密的招商證券曾這樣評價。

資料顯示，王來春現年53歲，廣東汕頭人，進入富士康之前只有初中學歷。

“工作非常認真，超越所有臺商老板”、“商場如戰場，她能做到一些老板做不到的事情”、“身段極為柔軟，手段極為高明，滲透力極強”。上述立訊精密前高管對王來春的工作能力頗為推崇。

此外，在外界看來，王來春的成功與幾個“貴人”不無關系。除郭臺銘外，還有郭臺強——郭臺銘二弟、臺灣正崴集團董事長。

作者自消息人士處獲悉，2009年，立訊精密在上市之前曾邀請富士康進行投資，但被拒絕。后來，郭臺強實際控制的富港電子（天津）有限公司出資4000萬元認購了立訊精密400萬股，以3.08%的持股比例成為立訊精密第三大股東。

此外，在張鵬看來，除了二郭外，王來春還有一個“貴人”——聯想的柳傳志，也正是聯想的訂單讓立訊精密在富士康訂單減少后，依然能發展壯大。

早在2011年收購昆山聯滔電子時，立訊精密就進入了蘋果供應鏈，成為了iPad連接線的供應商。但讓富士康感受到競爭壓力的是立訊精密2017年獲得蘋果AirPods代工資格，此后又成為AirPods最大的代工廠，AirPods的成功也為立訊精密裝上了發展新引擎。

2017年12月，在上海跟美團的王興吃完生煎包后，蘋果公司CEO庫克還專門造訪了立訊精密位于昆山的工廠，并且發了一條微博，盛贊了立訊精密的工藝和文化。他寫道：“他們超一流的工廠將了不起的精良工藝和細思融入AirPods的制造。董事長王來春女士打造了以人為本的卓越文化。我們很高興可以跟他們合作！”

不過，立訊精密一直沒有進入到蘋果供應鏈的核心領域——iPhone手機的代工，直到今年7月17日，轉機出現。當天，立訊精密發布公告，擬出資33億元全資收購臺灣緯創資通在江蘇昆山的兩家蘋果手機裝配廠，由此取得蘋果手機的代工業務——這也是富士康的核心業務。

緯創是全球僅有的三家iPhone手機代工商之一，其他兩家是和碩科技、富士康，其中緯創的規模最小。立訊精密這次收購給了外界不少想象。

立訊精密依舊無法撼動代工巨頭富士康。財報顯示，2019年立訊精密的營業收入是625.2億元，毛利潤121億元，資產總計493.8億元；而富士康在A股的上市公司工業富聯相對應的數據則是4087億元、336億元、2056億元，更何況富士康的旗艦公司鴻海精密2019年營收（1767億美元）相當于立訊精密的20倍。

不過，立訊精密的市值已經超過了工業富聯。截止8月14日，立訊精密的總市值達到3757億元，工業富聯的市值只有2987億元。

“從營收、企業規模、業務模式、業務范圍上來說，兩家公司的差距其實還是挺大的。”上述富士康內部人士向作者評價說，“影響市值和股價的因素有很多。”

但立訊精密備受機構投資者的青睞，根據萬得數據，在2020年的第二季度，共有774只基金重倉持有，重倉持有的基金數量僅次于貴州茅臺。

“AirPods現在是立訊精密的主要成長動力，蘋果取消有線耳機后，AirPods的需求高漲，這給了投資者不小信心。這一次如果能夠成功收購緯創，進入手機代工業務，那就會使立訊精密的產業鏈進一步延伸，這也符合他們未來的發展規劃。”一位市場投資者點評說，資本市場喜歡有想象力的公司。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發，為這家外向型公司的發展增加了一些不確定性。

多位清溪鎮立訊精密工廠附近的餐館老板告訴作者，今年以來，他們明顯感受到立訊精密的工人在減少，前來就餐的立訊精密工人少了很多。其中一位老板指了指對面的勞務派遣公司說：“你看對門，大門已經關了很久了。”

立訊精密的財務數據卻在講述不一樣的故事，這家公司還在逆勢沖刺——2020年一季度，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6.51億元，同比增加83.10%；營業利潤12.10億元，同比增長64.32%。  

據中國經濟網8月10日報道，中岳聯拓總經理吳政衛自稱與立訊精密實控人王來春存在股權代持糾紛。

根據吳政衛向作者提供的民事起訴狀，2007年10月，王來春給他發郵件邀請他加盟，開出了200萬元的年薪，并承諾讓其持有一定的股份。吳政衛加盟之后，主要負責公司財稅的整體規劃，并協助公司完成上市工作。2011年3月，在立訊精密上市半年后，王來春簽署了一份《股權承諾說明書》（下稱《承諾書》），為吳政衛代持香港立訊有限公司（下稱“香港立訊”）8%的股份，經股權換算后，吳政衛間接持有立訊精密5.336%的股份。

吳政衛稱，2018年12月27日，他要求王來春自2019年1月7日起30個交易日內，以競價方式出售香港立訊1%股權所對應的立訊精密股份（22,436,527股），剩余7%的香港立訊股權繼續由王來春代持。不過，王來春在收到通知后，沒有出售這些股權，由此二人產生糾紛。

吳政衛的訴求是讓王來春、香港立訊向其支付22,436,527股立訊精密股份對應價款4.183億元以及股息紅利余額0.2572億元，共計4.44億元。

盡管《承諾書》下方簽有“王來春”字樣，但作者注意到，上市至今立訊精密公開披露信息中，香港立訊只有兩個股東，即王來春、王來勝兄妹二人。

這一起股權糾紛被媒體曝光后，立訊精密的董秘辦公室向作者回應稱，他們已經在深交所互動易平臺上做了說明：經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確認，媒體報道的相關情況不屬實，王來春女士沒有簽署過所謂《承諾書》，公司也不存在應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向作者表示，這起糾紛的核心是股權代持是否有效。在中國，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規定幾種情況的代持是無效的。比如，公務員不能代持股票；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股權清晰，IPO前不能代持；等。

在劉俊海看來，即便是代持不違反相關法律的強制性規定，還要看代持協議本身是否真實，比如，作為隱名股東的一方是否有出資，股權代持書的簽字是否真實等。

該案爭議有待審判機關定分止爭。

2019年7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了吳政衛的起訴。據澎湃新聞援引深圳中院相關人士說法：本案原定于8月14日開庭，因文件準備不足取消，開庭時間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