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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張藝謀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大獲成功，影片講述的是代課老師魏敏芝為了不讓學生輟學，去縣城找學生的故事。

當時北京中關村有個叫黃向偉的人看了影片非常感動。黃向偉是國內最早一批接觸電腦和互聯網的人，他在中關村賣電腦時，劉強東還在蘇北的農村發奮苦讀。

黃向偉決定開車4個小時，去影片中的河北寧堡中學。他看到的現實情況和電影中呈現的幾乎一樣：貧窮落后，孩子輟學非常普遍，與京城的教育資源根本無法同日而語，兩地之間有著巨大的落差和鴻溝。

黃向偉給寧堡中學帶了禮物，一臺電腦和幾張教學光盤。為了接收這臺電腦，學校專門搞了一個捐助儀式，當地縣政府領導也參加了，站在大風揚塵的操場中，瞇著眼睛直夸黃向偉的義舉：這是他們鎮寧堡中學的第一臺電腦，一定視若珍寶。

現在的人很難想象，一臺電腦能給一所學校帶來如此強烈的震撼。其實1994年中國才通過一條64K的國際專線，正式接入國際互聯網，很多大城市的人都不一定接觸過電腦。不過遠在福建龍巖的王興，已經擁有了一臺個人電腦，這是他做水泥生意的父親花了7000元買的。但畢竟，王興是少數，魏敏芝才是廣大農村的大多數。

圖/視覺中國

“我們的使命是讓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2000年，黃向偉創辦了龍之門教育。后來龍之門與北京四中合作，北京四中提供教學內容，龍之門提供互聯網技術，幫助偏遠地區的學生獲得優質教學資源。

當然，黃向偉做遠程教育，還得感謝史玉柱。史玉柱當年與華東師范大學聯合開發一套多媒體教育軟件，雖然耗資數千萬元，但對于靠“腦黃金”發家致富的史玉柱而言還是毛毛雨。

問題出在了巨人大廈上，野心勃勃的史玉柱提出建中國第一高樓，結果資金鏈斷裂，巨人大廈成了爛尾樓，欠了一屁股債的史玉柱成了中國“首負”，整天被債主圍堵。

債務纏身的史玉柱只好把這個有54張光盤的教育軟件賣給了黃向偉，這才有了后來黃向偉與北京四中的合作。他們想把城市里優質的教育資源，通過網絡傳送到偏遠地區。

其實，早在1998年，國務院頒布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其中專門提到要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后來又開始搞校校通工程，提出到2010年使全國90%以上獨立建制的中小學都能上網。

所以，網校在政策的帶動下成了最流行的教育項目。北京101網校是全國第一家網校，帶動了學校和外部企業合作的形式開始普及，最高峰時，全國網校高達8000多家，包括清華附中網校、北師大網校、黃岡網校等。

然而，互聯網的第一波浪潮沒有給教育帶來太多改變。當年的網校還非常初級，遠沒有現在這種直播和AI的概念。受限于網絡帶寬，老師每周把本周的重要教學知識點進行歸納總結，形成文稿，然后通過網絡進行傳輸。盡管后來也出現了視頻直播和動態板書，但當時的體驗并不好，遲遲沒有爆發。

北師大副教授余勝泉就曾公開批評過這種遠程教育：現在的網絡教育就是線下課堂的搬運、復制和粘貼，披著科技的外衣給中小學生增加負擔，不符合國家的素質教育方向。

最后余勝泉放了一句狠話：“如果我孩子上小學，一定不會上網校。”

但中國家長對于教育的投入從來都是不計成本，一切能提高孩子成績的事情都是可以嘗試的，而名校的概念又非常有吸引力。畢竟，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只需要花點錢就能享受到與北京孩子一樣的教學內容。所以一到周末，家長就排著隊給101網校交錢。黃勇曾開玩笑說，“我們的工作就是準備去收錢的。”

但是，網校的“春天”和其它互聯網行業相比，依然遲遲未到，其中面臨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電腦普及率實在太低，線上學習效果不佳，導致用戶群體很少，盈利微弱。最早成立的北京101網校也只是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創業往往就是這樣，起得早不如起得巧，有些人出發早成了先驅，但也有很多人成了先烈。網校誕生之初，類似質疑從未停止。北京101網校的黃勇解釋說，網校發展只是初級階段。在線教育只是幫助解決學生課外輔導，提高學習成績。更高階段是通過網絡技術，做傳統教育所做不到的。比如，個性化教育，分層次教育等。

不過，他沒想到，101網校從1996年創辦到現在過去了25年，網絡技術如此發達，智能手機普及后，中小學課程的遠程教育依然停留在第一階段，只是為了提高學生成績。在線教育的敗局，早在25年前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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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在線教育元年的說法一直存有分歧，說得比較多的是2013年，因為在這一年在線教育的融資總額接近10億美元，而騰訊阿里這些互聯網巨頭也開始有一些動作。當時一個大背景是4G手機開始普及，移動互聯網浪潮到來，給各行各業帶來了巨大的機會。

不過，北京四中網校的黃向偉非常郁悶，“如果2013年是中國在線教育的元年，那之前那些年我在做什么呢？”

網校的浪潮基本是萌芽階段的自娛自樂，也很少資本介入。四中網校在2003年考慮過融資，黃向偉打算引入境外資本，和老虎基金、霸菱投資以及攜程創始人梁建章都談過，結果在融資啟動前就被四中領導攔住了，領導擔心有境外資本介入的話，會被資本左右。

直到2018年，黃向偉才拿到了A輪融資，黃向偉還忍不住感慨，“如果當時抓得住，可能會跟今天完全不一樣。”然而，早年做網校的這批人都沒能掀起太大的浪花。

2011年底，好未來的張邦鑫不顧眾人反對搞網校，“你們好好做線下，我去做互聯網教育了，我在那邊等你們。”

一年前，搞培訓班起家的好未來開啟了瘋狂擴張的模式，導致利潤率銳減，口碑下滑。內部意見很大，好未來干脆把“百億學而思”的奮斗目標變為“百年學而思”。大家原先只想賺點線下培訓的錢，不想去搞那些虛頭巴腦的事情。

但張邦鑫危機感很重，他覺得線下培訓班很難做大規模，線下培訓的春天，沒有人關注在線教育。他認為網校的虧損是戰略性虧損，未來一定會盈利。“從商業戰略上來看，必須布局，否則，學而思可能會死在新的在線教育巨頭手里。”這種危機感伴隨了俞敏洪和張邦鑫這些教培巨頭很長時間。

當時做網課是個賠錢買賣。線下課一年學費能收一萬塊，利潤兩三千，而網課只有一千多塊，還虧損三四百，所以好未來第一年在網課上虧損了1700萬元。但張邦鑫鐵了心，他要求教室里張貼學而思網校的招生簡章，在前臺放上網校的廣告。

后來在一位集團高管孩子的生日宴上，高管們紛紛批評張邦鑫對互聯網教育過于樂觀，投入大回報少。其中一位高管還反問他，“你不是說在互聯網等我們嗎？在哪里呢？”張邦鑫坐在一旁，沉默不語，回去就發燒病了一個星期。

在互聯網教育還不成熟的年代，線下培訓業務發展得出奇的好，很多家長擠破頭就為了上學而思的名師課程，學而思的做法是讓那些名校生來教中小學生，名校生本身就是應試教育的高手，最熟悉考試那一套，自然深得家長歡心。

現在的人搶茅臺，搶片仔癀，而當年的家長為了搶學而思的課程也能擠破頭。家長們為了能搶到學而思的名額，要定好鬧鐘，就怕速度不夠快，耽誤了孩子的成績。教室后三排甚至坐滿了家長，他們一邊聽講，一邊忙著做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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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學而思網校在前幾年沒做起來，張邦鑫的精力其實也沒多少放在網校上。

不過，張邦鑫也一直不停在折騰，除了前期的網校，后來又嘗試過家教O2O的模式，包括以投資的方式入股了非常多的在線教育企業。但他后來也想明白了，“教育與打車不同，打不到車是痛點，但家長不會找不到老師，真正的名師也從來不愁學生。”

真正把在線教育的鍋燒熱的，倒不是這些教培機構和互聯網巨頭，而一批又一批的創業者涌入在線教育的風口。

教育是個大賽道，但一直以來卻沒有誕生體量非常龐大的巨頭。即便是新東方，在整個教育盤子里也沒有占到1%的市場份額，這種極其分散的特點也意味著還有非常多的機會和空間。他們滿懷期待，希望在線教育領域孕育出像電商中淘寶、京東一樣的平臺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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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侯建彬給自己老板李彥宏發了一封郵件，他決定將作業幫這個項目從百度分拆。他本來想自己創業，李彥宏找他聊了很久，讓他在內部創業，給錢給資源。

侯建彬是百度自己培養的干部。2004年就以校招生的身份進入百度，成為首批產品實習生。他在百度做得最久的產品是百度空間，百度空間關閉后開始孵化百度知識團隊，后來基于百度知道的積累，做了教育問答產品作業幫。

作業幫最早是做在線問答社區。這是百度的先天優勢，百度知道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積累。后來作業幫還因為這事起訴過猿輔導，原因是猿輔導旗下的產品爬取了百度知道的答案。

作業幫是百度孵化的為數不多的幾個還算成功的項目。想當年，Robin一度將O2O作為公司戰略，開始送外賣，被網友罵得狗血淋頭，結果百度外賣最終以42億元的價格賣給了餓了么。好在他極力挽留的侯建彬在教育行業穩住了腳跟。

但丁磊卻沒能挽留住李勇。作為網易總編輯，李勇在2012年提出離職，丁磊曾極力挽留，甚至開出了“提前分拆門戶事業部，提前分發期權”的優厚條件，但李勇不為所動，依然選擇離開。

其實，李勇也沒有特別想好要做什么，但唯一篤定的是，移動互聯網大潮已經到來，這意味著無數的機會。他雖然經歷了互聯網黃金發展的十年，但媒體人的角色更像是旁觀者，而“自己做事的成就感更高”。

這也怪不得李勇，他在網易的前同事個個都在外面混得風生水起。李學凌做了YY，唐巖做了陌陌，方三文做了雪球，每個都曾是明星項目。當然，這些人離職后跟丁磊的關系都不太好，陌陌上市時，網易還專門發了一個聲明惡心了一把唐巖，說他在職期間違背職業道德，說他被拘留了10天沒有向公司報告。

李勇目前還沒有享受到前東家的這份“禮遇”，他創業的第一個項目是粉筆網，只不過當時還沒有主打公考市場，而是一個教育社區。據說這是因為他4歲的兒子想學英語，但花了很久時間都沒有找到滿意的老師，他想做一個教育行業的大眾點評。

但他真正有起色的項目是猿題庫，通過后臺大數據，給用戶提供個性化的試卷。2015年，李勇推出猿輔導網課，進軍最熱門的k12在線輔導。

猿輔導的李勇和作業幫的侯建彬都是互聯網出身，之前也沒干過教育。陳向東則是完全的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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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新東方的一個校長，一路做到了集團執行總裁的職位，當時外界一度以為陳向東會是俞敏洪的接班人。但俞敏洪對接班人一向非常忌憚，此前是胡敏，自立門戶做了新航道，做了與新東方相同的業務，和俞敏洪的關系弄得非常微妙。所以陳向東雖然是集團執行總裁，但能調配的資源依然受限，各地的分校校長也沒有直接向他匯報工作。

2014年初，陳向東向俞敏洪遞交了辭呈。雙方還是非常體面，陳向東談及離職原因時都歸結為自身，“自己在人生的路徑設計方面與自己的領導力并不完全匹配。”當然，陳向東聰明的地方在于，雖然他也在教育賽道上創業，但沒有盯著出國留學的一畝三分地，而是做了當年最火爆的教育O2O項目“跟誰學”。

陳向東的豪華教育背景，讓他在資本市場非常受歡迎。跟誰學一度創下過在線教育的融資紀錄，A輪就拿到了5000萬美元。陳向東在國家會議中心搞了一場非常盛大的發布會，風光無限。

跟誰學最早的定位是找好老師的O2O平臺，基本是用電商的那一套在做教育。這是當年最火爆的商業模式，全國O2O家教平臺至少達到700多家。

但這一輪的探索基本都交了學費，家教O2O死了一大片。差點把資本燒光的跟誰學一度轉型做to B業務，給教育機構提供管理系統，后來才開始做在線直播課，回到了主流賽道。

猿輔導和作業幫前期做的拍照搜題軟件，也是當年非常熱門的教育細分賽道。拍照搜題的流量很大，但不好直接變現，很多公司都沒有堅持下去，包括學霸君、學習寶、阿凡題等，唯獨作業幫和猿輔導找到了業務延伸，把拍照搜題做成了引流工具，在線輔導才是變現目的。人們最終驚訝地發現，搞中小學的課外培訓成了絕大多數在線教育企業的歸屬。

中小學的學生數量最多而家長的需求又最為強烈。所以說，好未來比新東方成立時間晚了10年，但好未來的市值卻后來居上，很快超過了新東方。搞托福雅思聽起來就沒有搞中小學課外輔導培訓那么性感。

字節跳動是做教育最晚的一個巨頭。但它決定做教育時一度讓很多人費解，今日頭條和抖音這么賺錢，為什么要去做這么重、短時間又看不到投資回報的教育行業？而騰訊和阿里盡管也在做教育，但都不是重點投入對象，做得很輕，沒多少流量也沒賺多少錢，內部都屬于邊緣部門。

但字節現在把教育當成了第三條增長曲線，前兩個是今日頭條和抖音，如果不是TIKTOK在海外遇到麻煩，字節也不會如此火急火燎地做教育。

但字節信奉大力出奇跡。張一鳴想好了做在線教育，投入上就非常堅決，招人都是以萬為單位，而且三年內不求盈利。

一開始，字節還是自己孵化項目，做了GOGOKID，不到半年就裁員了。后來干脆發動“鈔能力”，不斷投資并購，從清北網校、極課大數據到開言英語、你拍一，字節跳動迅速鋪開攤子，教育業務的員工規模直接過萬人。

當然財力雄厚不是其全部的優勢。因為幾乎所有的在線教育公司都在字節打廣告，這意味著他們最清楚地知道，用戶需要什么，錢往何處去。

相比于前幾次在線教育的浪潮，這一次是真正讓資本和用戶看到了行業走向成熟的希望。創業公司成長為了獨角獸，而像字節跳動這樣的巨頭則下定決心往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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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餐飲、航空、旅游這些行業遭受了沉重打擊，但教育是為數不多利好的領域。無論是資本還是學習人數都到達了一個頂峰。

2003年的非典解救了杭州的馬云，讓網絡購物開始深入人心。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則是徹底激發了在線教育的需求。家長們為了能讓蝸居家里的孩子上學，開始大規模接入網課，老師和學生都開始被迫接受這種教學形式。聯想、華為的電腦、平板和手機甚至一度賣斷貨。

在線教育企業的融資一輪接著一輪。猿輔導和作業幫作為K12領域的明星項目，拿錢拿到手軟，前一輪的錢還沒花錢，后一輪的投資人就擠破腦袋要參與進來。

資本歷來愛抱團，從團購到打車到共享單車，每一輪的燒錢大戰背后，資本都功不可沒。整個2020年，猿輔導一家拿了35億美元投資，作業幫拿了23.5億美元。面子不夠大，名聲不夠響亮的資本機構，有錢都拿不到投資份額。

融資容易的同時，燒錢也變得瘋狂。2020年前三季度，光猿輔導就燒掉了70億元。僅去年暑假，在線教育行業的廣告投入就超過45億元。分眾傳媒江南春和字節跳動張一鳴躲在被窩里都能笑出聲來，分眾掌控了線下的電梯流量，而字節則是線上信息流廣告的受益者。行業打得越歡，流量方就賺得越盆滿缽滿。

但作業幫、猿輔導、高途課堂和清北網校同時干了一件缺心眼的事。他們投放的廣告里，出現了同一個老太太：她在猿輔導的廣告里是教了一輩子的數學老師，在高途課堂是教了40年的英語老師，在清北網校是專家。人生如戲，全靠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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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出現這種翻車情況還是老中醫劉洪濱，這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扮演著多重角色，從苗醫傳承人、北大教授到著名老中醫，攻占了各大省級衛視，瘋狂賣藥。

這也怪不得別人，都是融資以億計算的公司，就沒人愿意多請幾個老太太，結果發現所有人的廣告用的都是同一個人。后來，猿輔導和作業幫都因為虛假宣傳被罰了250萬元。

本以為花錢能消災，但政策上的變化成了整個行業的黑天鵝。

2021年1月，人民日報發文批評在線教育的逐末棄本，為追求融資規模，背離教育的初衷。整個教培行業和在線教育平臺都變得人心惶惶。雖然疫情緩解了，但很多教培機構也沒能復課。央視和各大信息流平臺也停止了在線教育廣告的投放，往年的暑期大戰沒能如約而至，大家都在等待教培行業監管細則的落地。教育部專門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

在線教育發展了一二十年，大家發現到頭來并沒有像大佬們說的那樣——讓教育更加公平，讓偏遠的家庭享受到優質教育，反而讓家長和學生變得更加焦慮和功利。

盡管股價縮水了近九成，但跟誰學跑得快，疫情前就在納斯達克敲鐘了。猿輔導和作業幫都處在上市前的沖刺階段，政策壓頂之下，一切都變得撲朔迷離。

尷尬的還有字節跳動。去年一次記者會，大力教育負責人陳林被問到為什么大力教育投入這么大，但沒砸出什么水花。原本就不善表達的陳林感覺委屈，說字節真正做教育也不過一兩年時間。言下之意，這么短的時間，能做成這樣已經非常不錯了。

但如今，大力教育投入這么大，招了數萬人準備大展身手時，就迎來了整個行業的重大打擊。盡管字節跳動布局的賽道很廣，但其著重發展的呱呱龍和清北網校都存在著政策打壓的風險。此前堅稱不裁員的大力教育，不得不暫停對清北網校中小學直播大班課的投入。

《喬布斯傳》中描述過這么一個場景：比爾蓋茨曾到喬布斯家中探望，喬布斯問比爾蓋茨，“為什么計算機改變了幾乎所有領域，卻唯獨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

比爾蓋茨沒能給“喬布斯之問”一個合理的答案。而我們一度以為在線教育的發展，會讓技術在教育行業扮演著顛覆性的角色。結果發現，資本的狂轟濫炸，讓各企業更加關注的是增長速度和資本的高額回報。

北京四中的前校長劉長銘曾說：“教育是一個緩慢而優雅的過程”，但現在的情況是，在線教育公司既不緩慢，也不優雅。

其實，無論是2000年前后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的網校，還是2013年前后的在線教育元年，抑或是疫情之下的在線教育大爆發，幾乎每一位從業者都曾說過要讓技術將優質的教育資源普及更多的人，每個初心都如此的情懷滿滿。然而在資本的加持下，一切卻變得如此的功利和內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