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們喜歡給人生下絕對定義，比如：

這世上只有兩種悲劇：一種是求而不得；一種是得償所愿。

人生有兩出悲劇：一是萬念俱灰,另一是躊躇滿志。

人生就是一團欲望，欲望不滿足就痛苦；欲望滿足了就覺得無聊，人生就像鐘擺一樣在痛苦和無聊中擺動。

一樓是王爾德，二樓是蕭伯納，三樓是叔本華，都是生活在19世紀末的人。

那時候，電燈剛剛問世，電視還沒有發明，電臺的技術概念還很前沿，工程師們琢磨著把這項技術應用在航海通訊上。歷史書上告訴我們，工業革命帶來了經濟大發展，但這是人類文明級別的描述。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仍然過著像古代那樣單色調的生活。

人類在被動地發現自己進入未知的情況下，很容易歇斯底里。這幾位大神，感嘆的應該就是這樣的世界。

但最近我總感覺，這三句話的生命力又回來了。

前幾天認識了一位幫基金搞募資的IR，她說現在公司全員都在搞募資。我下意識地問：效果如何？然后對話框里斷斷續續“對方正在輸入”，良久后收到了9個字：只能說死馬當活馬醫。

這位IR朋友，覺得自己這一年的工作跟“三陪”也沒多大區別，陪LP爬山，徒步，自行車。主打一個給“LP爸爸”足夠的情緒價值，以此換來他們多多出錢的承諾。現在是年底復盤的時間，她總結下來自己的工作目標實現了一版：錢沒有給，身體素質強壯了不少。

同樣是在那幾天，我和一位投資人朋友約飯，還沒動筷子，他就開始抱怨說：公司最近在裁員，因為生存實在困難，自己已經兩年沒有出過手。

我的這位朋友應該無憂于裁員。他是留美博士，回國之后就在這家頂級的美元機構工作。他的憂心忡忡來自前幾天PR的同事分享的一份數據，說今年拿到募資的GP大概只有250個，中位數和平均募資額都很感人。他得出結論，腰部的VC機構，現在都活成了政府引導的FA。

還是那幾天，我忽然收到一條微信消息，也是一位做IR的朋友，他說老板一張嘴就CPU他，說我找你進公司就是要你“帶資進組”。

我很熟練地安慰起來，他們很自然地接受了我的安慰，就大家好像默認了一個事實：

我們現在的一級市場，它就是個“二流貨色”。我們總在做次級的選擇，采用次級的策略，實現次級的目標，甚至被視為一個次級的角色。

在市場需要通盤考慮的時候，你的退出路徑，你的收益前景，也被擺在次要位置，屬于可以付出的沉沒成本。

我說：一級市場的募資，是圈層的事情。幫助基金公司募資這活兒，在基金公司沒有名氣之前，IRR再好也不頂事兒，不一定跟你業績正相關。

我找了找數據，截圖發給朋友：你看，在過往的數十年間，無數的數據告訴我們，中國的一級市場DPI平均值一直在走下坡路。從最初的3到最近的0.03。

我說：供求關系變了，你們老板應該掂量掂量自己幾斤幾兩，實在不行就按相親市場的邏輯理解，供大于求了，硬通貨的要求肯定會水漲船高。你也別太介意，老板也應該知道自己的家底，只是鮮有人敢凝望自己這道深淵，老板們也很脆弱，也想找人嚶嚶嚶，你就當他無處可消愁。

我最后往往會以自嘲結尾，說我現在習慣了面對次級的選擇，習慣了只能采用次級的策略，實現一個次級目標，同時，還習慣了經常被視為一個次級角色——沒辦法，低垂果子被早早摘完，叔本華不是說了么，人生就像鐘擺一樣在痛苦和無聊中擺動，咱們就當不小心被搖擺過去了吧。

可你看，我們沒有一個人談到，我們所羨慕的上一個周期，到底比現在好在哪里？

我的記憶里，中國創投圈誕生在90年代，興起在10年代。那時候60后的大佬們撈到第一桶金，用個人投資創造了很多浪漫故事。比如徐小平的蘭亭集勢、世紀佳緣、聚美優品。這三個案例徐老師分別投資了10萬美金，70萬美金，38萬美金，最后都獲得了百倍回報。

我的很多同事和前輩，就是聽著這樣的故事跳進了這個圈。就連那時候的媒體標題也很狂熱，很多人都獲封“新徐小平”。

然后到了2014年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知春路、五道口接替中關村創業大街，迎來了成為了年輕人們新的圣地，到處都是意氣風發的創業青年，我到全國各地出差人人跟我講創投，幾乎每天都能看見大量的加入者，緊接著故事少了，事故多了。

故事和事故，都是歷史要素。他們共同堆砌到了2018年9月，順理成章地迎來了《關于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和資管新規出臺，銀行不能作為一級市場的出資方，大量的基金出現“斷供危機”。

一期續不上，期期續不上。本來興致勃勃的LP，在盡調的時候開始發問，為什么有幾家答應出資的機構為什么不出資了。

我真的很難理解我們所羨慕的上一個周期到底是什么？

或者說，如果一定要區分“上一個周期”和“這個周期”，那我覺得這一刻才是時間點，中國的一級市場就開始走進了新紀元：我們不再有機會用未來的預期，來武裝自己。

一級市場從不浪漫，它為了追逐資產增值誕生，在天然的市場規律里這件事沒有剎車鍵。

作為一級市場的投資人，我們當中大部分人是“投手”，出身名校、聰明，加分項是消息靈通，善于在命題考試里找正確答案，提供更大的確定性。

一級市場里的LP資源有不可逆性。賺到錢了，觸發復購，建立信任。沒賺到錢，終止復購，尋找新的LP，重新建立信任。

一級市場是標準的次生產業，通過服務好實體產業分享增值收益，按需成型，有限地擁有選擇權。

我很難在上一個周期的方法論里找到上述這些東西。我甚至沿著上一個周期的方法論看向終點，發現關鍵詞是“四兩撥千斤”“金錢永不眠”“上廁所5分鐘敲定200萬天使輪”“電梯間15分鐘找到一家上市公司”。

舊范式瓦解，新范式建立這個正常的行業迭代，變成了所有人苦悶的尷尬期，這件事太諷刺了。你很明顯的感覺到在這樣尷尬的時期，我們都希望再造瘋狂——希望大模型帶來激動，希望室溫超導帶來激動，希望新能源帶來激動，最近激動的輪盤轉向了互動短句。

產業名詞，忽然變成了我們小時候玩游戲輸入的作弊碼，只要猜對，金幣就會暴漲。

在躊躇滿志里求而不得，我們又開始埋怨政府LP的制約。默認市場化和行政干預一定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抱怨沒有市場化資本的流動性，認為投資人就此進入服務業——哪怕被當代金融人所仰望的那個“創投大時代”就是這么來的。

1970年代后期，美國進出口出現了嚴重的逆差。與此同時，中東石油危機爆發，蘇聯趁機搶占西歐市場獲得了巨大的貿易利潤，那時候蘇聯政府每在西伯利亞油田投入一盧布，3到4年內就可以擴張為30到40盧布的利潤，帶來了冷戰時期著名的“蘇攻美守”階段。等待里根上臺之前，美國大企業已經出現大規模對外轉移，傳統制造業出現嚴重問題，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拿下了過高的GDP比重。

這是次貸危機以前，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里根1980年擊敗老好人卡特，開始了強硬的改革，主要內容包括支持市場自由競爭、降低稅收和公共開支、降低政府對企業經營的控制等，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由普遍地反對政府干預變為主張要由政府進行一定的干預；由單一地強調減稅以刺激投資變為根據需要有增有減；由強調反凱恩斯主義的預算平衡發展又回復到實行龐大的財政赤字政策。

里根執政8年，聯邦政府共發行了2.6萬億美元的國債，用以調整國內產業結構，不計市場“約定俗成”地將資本引導向IT產業和BT（生物技術）產業。

后來在經濟學領域有一個名詞叫 Reaganomics，里根經濟學。有人認為克林頓執政的黃金歲月，源頭就在這里。2000年帶來資本高潮的互聯網，正脫胎于里根雄心勃勃的扶持計劃。

所以我想說的是，我們之所以愛風險投資，不是愛那個異化的數字，不是愛那個世俗的成功，我們愛風險投資這份事業，是因為它的時代性，是因為它沖在最前，它扛的最重，熱愛風險投資就是熱愛你自己的時代。

我們總能跟最新的時代精神粘連在一起，我們總是跟最聰明的人一起前行，我們還有機會參與到改變世界的行列中去，我們入行的時候，總是堅信自己會是那個價值發現者。我們也得問問自己，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我們是否也早就不見初心。一個行業的冷靜期，正是鍛煉從業者心智最好的時期。唯有經歷了瘋狂與冷靜，我們才能有更成熟的心態，去面對未來的起起伏伏。

這是一個市場從青澀走向成熟的標志。我前不久看到一個統計，中國的一級市場的基金持牌公司只剩下了有2萬家——這是2017年的指標，那一年坊間流傳著兩個震撼的數字，一個是中國國內登記在冊的私募股權機構接近2萬家，另一個是這些股權投資機構管理的資金規模超過了7萬億——小道消息這輪的出清還沒有結束，最終只剩七八千家。

我還聽說，大量的GP都在跟創業企業談回購。三瓜兩棗地往回要，保住DPI。前一陣子還曝出被投企業說投資方趕盡殺絕，“連醫保卡都沒法用”。

仔細一看，大家都有能夠自白的點，我們身不由己，不相信自己的正確，卻能篤定他人的錯誤。

變化才應該是資本市場的常態，調整是市場經濟的天責，是風險投資人應該承擔的成本。如果我們這屆投資人因為變化和調整，看衰行業的前景，毀掉信任的根基，那么我們這群人才會被釘在二流的恥辱柱上。

回過頭來，一級市場的參與者和一級市場到底應該是個什么關系？

就應該像毛姆的《面紗》里面，男主角對女主的愛一樣。

“我對你沒有抱幻想，”他說。“我知道你愚蠢、輕浮、頭腦空虛，但是，我愛你。我知道你的想法都很粗俗、平庸，但是，我愛你。我知道你只是個二流貨色，但是，我愛你。”

對，你知道現在的一級市場是個二流貨色。但是，你依然愿意堅挺的在牌桌上，依然愿意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