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剛剛經歷了大半年的停工，但影視行業冰山之下暗流涌動，圍繞其間的逐利一刻未停。

“他們組織的就是一個‘殺豬盤’，用分布在全國的業務員，把我們這些受害者網羅到一個大網里，然后拿走全部的錢。”一位一年多前投資了《麥子的蓋頭》的中年人，聽到其他人的遭遇后恍然大悟。

近期，我們得知，圍繞這部名叫《麥子的蓋頭》的影片，已有至少40余人被套牢。在真金白銀拿出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購買了電影投資份額后，這部文藝片成了他們的噩夢，不要說返利分紅，絕大多數人連本金也血本無歸。被套牢者遍布全國各地。

組織“殺豬盤”的，并非這個電影的出品方，而是一家名為北京星躍時代文化傳媒的公司。星躍時代是這部電影的發行方，其以電影投資為由，在全國各地兜售電影投資份額。

有人為它投入上百萬，如今欠下數百萬高利貸；有人人到中年，妻離子散。40余人的受害者微信群里，企業中層、個體戶和退休老人，基于對業務員的信任掏出積蓄，以為能夠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大銀幕上，卻最終成為下半生揮之不去的夢魘。

多位電影業內人士對我們稱，有關電影份額售賣，《麥子的蓋頭》只是冰山一角。早在2019年，福建閩侯警方便以詐騙為由，將一部號稱有范偉、林志玲、周星馳參與的影片立案。而今年春節檔前期，《唐人街探案3》也曾辟謠其有電影份額售賣的消息，表示其只有出品方萬達等公司才有投資權。8月，動畫電影《姜子牙》宣布定檔國慶，而之前業務員甚至直接帶著“客戶”前往光線總部參觀。

我們所獲得的一張微信截圖顯示，一位業務員甚至向客戶宣稱自己有吳京最新電影的份額，“因為這部電影，吳京直接停了《戰狼3》，這部電影有軍方背景，連航母都能借出來，有資金的話大膽參與。”

搖來的業務員

改編自魯迅文學獎原著，在國外拿過獎，這幾個標簽對于人到中年的老潘，無異于一顆定心丸。“《我不是藥神》和《麥子的蓋頭》都是在貴州拍完，又拿了獎。”更重要的是，業務員還分析了《麥子的蓋頭》和《我不是藥神》的相似之處，以及前者創下的票房神話，“我就說好，投。”

業務員的話有一半是真的。公開資料顯示，電影《麥子的蓋頭》由魯堅自編自導，改編自魯迅文學獎獲得者胡學文的同名中篇小說，該片講述了一個類《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并于2018年拿下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的特別推薦獎。

2018年12月，老潘通過這位年輕的女業務員，為這部電影投了2萬，隨后又在她的鼓勵下不斷加碼，最終共為此投入24萬。

老潘是杭州人，在當地一家知名消費品公司做到中層，手上有點閑錢，便琢磨著如何以錢生錢。老潘說，2018年時，他通過微信搖一搖加上一個年輕女孩。這個女孩對老潘和老潘的家人關懷備至，沒事就給老潘的女兒送禮物，還宣稱自己在電影公司上班，能搞到免費贈票，給老潘和老潘的妻子去看，“當時無形之中就覺得這個人還挺高大上的，而且這么熱情，那我對她肯定沒有提防。”

一次聊天時，女孩提到自己的親戚在電影公司當高管，最近拿到了一部電影的投資份額，問老潘要不要一起賺錢。心里有點犯嘀咕，老潘也難免心動，“后來聽說《我不是藥神》的投資收益能達到十倍或者十幾倍，我就說行。”

幾經商議，老潘最終以24萬買下了《麥子的蓋頭》0.5%的份額。2019年3月4日，雙方完成紙質合同簽署。合同約定，該片投資金額為4800萬，其中宣發費用為1900萬，根據協定，老潘投資24萬，占0.5%的投資份額，《麥子的蓋頭》將中國境內院線發行及開發衍生開發權益已全部授予北京星躍時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而乙方作為參與的民事主體，其收益分配直接與票房掛鉤。很快，老潘向北京星躍時代文化傳媒完成了匯款。

不過，業務員沒有告訴老潘，電影票房收益分成分為多個環節，扣掉電影專項基金和院線分成，電影出品公司也就是制片方的凈收益，一般只是全部票房收入的30%左右。

業務員更沒有提的是，這部電影主創大都默默無聞，在此前該片攝制的貴州赤水地方媒體報道中，《麥子的蓋頭》自開機至關機僅為20天，同時，導演魯堅曾在公開場合表述稱該片屬于小成本電影，遠非北京星躍合同中所稱的4800萬。

另外，合同中稱，北京星躍所獲得的只是發行權益，不過北京星躍用于募資的卻是影片的總投資金額4800萬，而非宣發費用的1900萬。也就是說，老潘的24萬本身所占的份額就已被稀釋過。

如果以4800萬這個數字計算，老潘要賺錢，《麥子的蓋頭》的票房就需要達到2億左右。2019年11月下旬，該片于全國公映，老潘很快就發現事情不對勁。

“業務員跑了”

“《麥子的蓋頭》排片率實在太低了。最高那天排片率是0.3%。”老潘去杭州各個影院問了一圈，結果發現整個杭州只有一家影院有排片，還只排了一場。

遠在青海，當萍姐打不通業務員電話時，她也意識到自己可能已被套牢。按照萍姐向AI財經社回憶，這些業務員大都以相似的套路接近他們，“大多是20歲的小男孩、小女孩”。那個叫她做姐姐的男業務員信誓旦旦宣稱這部電影票房已保底發行1.5億。“我想著既然有保底，就當放到銀行當一個活期。”

AI財經社試圖聯絡上述星躍業務員，截至發稿時均未有回音。“這些業務員通常采用的都是假身份。”萍姐曾找上對接自己的業務員的出租屋，發現除了性別年齡，其余幾乎均為作假。

而且，據一位投資人透露，份額業務員之所以這么殷勤，是在于簽了居間協議。AI財經社獲得的一份居間協議顯示，乙方業務員負責承銷甲方影視公司旗下的影視項目，其居間抽成可以達到52%。也就是說，單筆48萬的投資，業務員自己的抽傭就可以達到24萬，“基本上就是50%以上被業務員拿走，剩下這50%有40%是被這些影視公司拿走，正兒八經用到這個影片上的也就是10%。”

業務員都在影片上映后失聯，“跑了和尚還有廟”，投資人們開始聯系北京星躍。他們開始懷疑，北京星躍真的參與了這部電影的投資嗎？也就是說，自己的錢到底是不是用來拍電影了？

2019年12月22日，魯堅在微博中回應稱，《麥子的蓋頭》國內院線發行權已于2018年10月賣斷給北京星躍，并稱將保留自己對北京星躍的追訴權力。AI財經社嘗試通過微博私信聯系魯堅，但截至發稿一直沒有回復。

數據顯示，北京星躍時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注冊于北京房山，其最大股東為一家名為北京叭叭資訊科技有限公司的廣告公司，持股75%，第二大股東為法人姜喜慶，持股25%。北京星躍時代注冊于2017年，宣稱自己是一家文化傳媒公司。不過，從其官網首頁來看，其更像是一家玉石電商公司，有玉文化和商城兩個子頁面，均在銷售玉石產品。

圖：《麥子的蓋頭》發布會上，星躍傳媒董事長劉兵（中）與導演魯堅（左）、制片人鄔超（右）

北京星躍時代與電影行業唯一的交集，便是《麥子的蓋頭》。《麥子的蓋頭》開拍于2017年3月，而2018年10月，星躍時代以發行方的身份參與了《麥子的蓋頭》的宣傳。彼時新聞報道，星躍時代還為電影男女主角送上玉佩，將限量款翡翠手鐲送給導演魯堅、制片人鄔超。

這些衍生品隨后也出現在《麥子的蓋頭》的投資協議中，可以通過購買衍生品的方式成為業務員口中的電影投資人。

通過社交媒體，老潘和萍姐聯系到《麥子的蓋頭》40余名投資人，總投資金額超過1500萬，甚至包含退休老人。有的單個投資人就投了290萬，甚至還有投資人被業務員鼓動借了網貸，“都說賺錢的機會不能錯過”。2019年12月，萍姐等聯合其余7名投資人前往北京房山報案，才發現其已人去樓空，“辦公地不是那個公司，連人也沒找到。”

“這應該是穩賠不賺的生意”

在陜西開有一家飯店的林鷗和老潘他們的情況不同，他通過4個業務員，投了8部電影，合計投入了100多萬。“業務員一直說穩賺不賠”。每次介紹一個項目，林鷗都會在貓眼專業版查影片備案和出品公司。結果總是一樣：項目是真的，出品公司也是真的。但賠錢也是真的。林鷗投資的8部電影，票房業績都沒能覆蓋制片成本，也就是林鷗無法獲得回報，按照合同約定也無法拿回本金。

一位電影公司高管告訴AI財經社，主控方出讓一部分份額，以充裕現金流，其實是行業內正常的操作方法，但目前市面上，也不乏有很多項目就是希望在電影上映之前，已經把60%甚至70%的份額都賣掉，“每一塊的份額都是溢價的，光靠溢價賣份額就已經把成本回收回來。”

向普通投資者兜售電影份額主要靠信息買賣雙方的信息差。穩賺不賠，對于業內人士這幾乎難以想象。電影作為貫穿上游制作到下游發行的重運營模式，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踩雷。“每年上映五六百部影片，能賺錢的本來就不多。而且票房熱門項目大多不會向外賣份額。因此投資電影份額可以說是一個穩賠不賺的生意。”一位業內人士說。

這也催生了更直接的騙局。2019年11月，林鷗接到福建閩侯警方打來的電話，要求他協助一起電影集資案件的調查。這部名為《兩塊錢之前途太囧》的電影，號稱請來范偉、林志玲做主演，有周星馳旗下公司參與，拿走了林鷗數十萬的投資。

此后，林鷗向女業務員詢問其他電影投資結果，對方就不再回他信息。

實際上，類似事件近年屢有發生。《唐人街探案3》、《姜子牙》等大片都曾爆出被人冒名轉賣投資份額。根據AI財經社獲得的對話截圖顯示，有的業務員號稱自己有吳京新片的份額，該片有軍方背景，甚至有航母出鏡，“投資人可以大膽投”。

電影也曾經給投資人帶來過回報。早在2014年，《大圣歸來》制片人路偉就通過朋友圈為這部命途多舛的國產動畫電影籌集經費，這部國產動畫在當年創下票房神話，89位參與的投資人回報率由此超過400%。隨后上映的《大魚海棠》，也曾在上映前發起人數超過4000人的眾籌。

一位影視行業的前高管告訴AI財經社，電影出品方轉讓一定投資份額，在業內并不罕見，但一般只限于圈內流轉，或是號召親朋好友、周圍的熟人。

2015年至2017年左右，中國電影票房正處于上揚期，正值熱錢涌動文娛行業，眾籌模式興起，片方也樂得拿出一些收益做提前預熱，但一般會規定投資上限，為的就是方便投資人退出。早期阿里娛樂寶和百度百發有戲，都基于這一原理開發。但2017年后，由于《葉問3》、稅收門的連番打擊，電影眾籌玩家陸續退出戰場。

但份額轉讓這種玩法卻并未退出行業，市面上也仍然有金融背景的影視公司。例如主打港片，曾獲得王思聰、貓眼娛樂等投資的耳東影業，成立4年來，出品名單上有超過100部影視劇，其主要采取跟投戰略獲取份額，再轉手倒賣獲益。一位接觸過耳東相關項目的人士表示，“我看到微博上很多投資人都說票房失敗拿不回本金，就沒敢投。”

“這是影響我一生的電影”

如今，老潘、萍姐和其他40多名投資人，仍然為了拿回自己的本金而四處奔走。

林鷗也希望要回一部分錢。每隔一段時間，他就開著車，自陜西奔赴千里來到高碑店幾個大型影視產業園蹲點。不過，他對能不能等來人心里沒底：和他對接的幾個業務員早已把他拉黑，幾個電影公司的前臺也已不再放他進門。林鷗常常車一停就是一天，第二天再繼續蹲點，“想著退一點是一點。”

翻閱網上開庭文件會發現，這類案件的投資人很少通過法律手段維權。

2019年12月，萍姐和林鷗等一干投資人以合同糾紛向北京房山區人民法院遞交訴狀，要求被告北京星躍退還投資本金，不過，房山區人民法院以其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不屬于經濟糾紛駁回了萍姐和林鷗的訴求，并要求其相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而地方公安以簽署合同為由，按經濟糾紛處理該案，萍姐和林鷗也是四處碰壁，案件進程極為緩慢。

北京大成（哈爾濱）律師事務所律師朱寶告訴AI財經社，如果項目確實，且無法查證是否存在超募或刻意隱瞞，這種案件追溯難度極大，因為投資本身就有風險，“站在受害者立場，想證明這個合同的非法和無效是非常難的。而且投資人和業務員也不是強制關系。”

也就是說，只要甲方公司能夠認定所有資金均正常使用，萍姐和林鷗就只是投資失敗，一般報案也多以經濟糾紛受理。“等于說這個電影上映以后，他就洗白了，只是你投資失敗。”萍姐說。

在微信群里，有幾個投資人已經拿回了退款。老潘說，那都是為了分化被套牢者的策略。在常州，有位女投資人拿回了本金，代價是撤案和與業務員達成和解。有的人投得少，公司也退了。

幸運不屬于仍在堅持上訴的林鷗和萍姐、老潘，他們和40多位投資人仍處于沮喪和憤怒的后遺癥中。

朱寶告訴我們，由于投資人分散且多、資金流向鏈條長且難以追溯，該類案件常常認責難度大，且追溯時間通常較長。

投資電影改變了林鷗的生活。原本在陜西打拼多年，已經過上有房有車生活的林鷗，如今不得不每個月還接近2萬的信用卡，為了討回本金時常北京陜西兩地往返奔波。如今，曾經熱愛電影的他不敢和人再聊這個話題，“這個事兒估計都能伴我一生，我現在真是過的不是人過的生活。

（文中萍姐、老潘、林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