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依據《反壟斷法》對阿里巴巴投資、閱文集團、豐巢網絡三家企業分別處以50萬元罰款。

罰金對于三家巨頭來說九牛一毛，但50萬元頂格處罰卻傳遞出一個信號：互聯網將是監管重點對象，它將不再是法外之地。

回顧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我們會發現，政府與互聯網企業的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扶持認同期、鼓勵發展期、約束合規期。

從認同、鼓勵到約束，政府對互聯網的態度貫穿了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整個時期，而其中政府態度的變化取決于互聯網能否促進經濟、能否提高就業、能否改善民生。

       1 弱小扶持期

政府真正意識到互聯網的經濟和社會價值是在2002年。

2002年，隨著中美貿易協定的達成，中國正式成為WTO的一員，它在為外企打開國門的同時，江浙一帶的中小企業也嗅到了商機：可以用勞動力帶來的價格優勢，將商品出口到歐美等海外。

但在那個中專還屬于高學歷、海外信息奇缺的年代，中國企業不知道如何尋找海外買家，國外企業不知道如何聯系國內的各大加工廠。

而身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推出B2B產品“中國供應商”，將國內企業的商品信息、工廠情況在網頁端展示，同時在海外做廣告，吸引流量，讓海外客戶根據需求下單，此后更是推出“采購直達”，海外買家發布采購需求，國內工廠報價競標。

阿里解決了中國中小企業對外出口的難題，并隨著中國貿易額的增長而快速成長。

2004年，中國供應商會員數量為1萬家左右，但到了2008年，其會員數量高達8萬家，占到中國外賣出口企業總數的5%，但卻創造了1.3萬億出口額，約占中國中小企業出口額的20%。

而“采購直達”上，海外市場專業買家數量達到42萬人，其每天的訂單需求量高達1萬多條，每天的總采購額超過3000萬美元。

除了出口，阿里等中國互聯網公司還極大促進了就業。

據數據顯示，2008年淘寶網成為亞洲最大的網絡零售商，為國內提供超過30萬的直接就業崗位，60萬個間接就業崗位。

既能幫助對外貿易，又能增加就業，阿里的價值被政府認同。

2008年7月，當時杭州主政領導專程到阿里調研，要求杭州政府認真研究“馬云現象”，總結“阿里巴巴經驗”。

同年，杭州市先期投入2個億，設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參股和跟進投資的方式，將杭州打造成天堂硅谷；

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各級政府開始吸納并扶持互聯網企業。

2008年，廣東省和上海市在考察阿里巴巴時，表示希望阿里在廣東、上海開設分公司；成都市市長葛紅林要求成都建立互聯網產業園，并表示要將成都建設成為世界軟件名城；深圳市聘請馬化騰、馬云、丁健等21位企業家為“深圳市互聯網產業高級顧問”。

從2002年-2010年這八年間，互聯網公司一改以往“騙人”、“游戲”、“沒啥用”的負面，逐步成為了各級政府的座上賓。

       2 成熟貢獻期

如果說2010年以前，中國互聯網企業是孵化期，需要政府的認同，但在2010年之后，中國各大互聯網企業則國家的支持下，迅速成熟。

國家的支持體現在三方面：

1、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完善。2013年，國務院、工信部分別出臺指導意見，要求三大運營商加快4G網絡建設，提高4G網絡速度，下調移動流量資費：相比2011年，2014年資費下降60%。

在資費和網速的刺激下，智能手機快速普及，截止2015年6月，中國移動互聯網人口高達9億。

2、中央表明態度，支出資本進入。2014年，李克強總理亮相中關村創業大街，提出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2015年，中央提倡在各行業推動“互聯網+”，并成立用于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資金規模高達400億元。

國家態度帶動資本圈，僅在2015年一年，中國互聯網投融資事件共有4069起。

3、鼓勵互聯網經濟的各項政策紛紛出臺

2015年，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加快培育經濟新動力的意見》，要求為電商企業合理降稅減負，逐步將旅游電商、生活服務類電商等相關行業納入“營改增”范圍。

在國家各項政策的支持下，中國移動互聯網企業迎來了大爆發期。

2010年，中國互聯網經濟價值3260億美元，占GDP的5.5%，而在六年后，這一數字將達到8520億美元，互聯網經濟占GDP的比重將上升到6.9%。

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體現在各個企業上，在《2018年互聯網女皇報告》中顯示，在市值Top20的互聯網巨頭中，中國公司占據9家，估值總計14690億美元，而在2013年，只有騰訊和百度兩家企業進入TOP20。

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快速發展也反饋到民生和就業上。

2018年，“洪崖洞夜景”在抖音爆火，直接帶動了當地旅游，“五一”3天，洪崖洞吸引了超14萬游客前來“打卡”，五一小長假境內熱門景點中，僅次于北京故宮；

2019年，美團注冊騎手總數達到398.7萬人，其中25.7萬人屬于貧困人口中的25.3萬人實現脫貧，脫貧比例高達98.4%；

拼多多的拼團模式幫助山區農產品打開銷路，截至2019年底，“三區三州”地區(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區;甘肅臨夏州、四川涼山州、云南怒江州)地區的商家數量157152家，年訂單總額達47.97億元，分別增長540%、413%。

同時，從2013年之后發展起來的移動支付、金融科技、互聯網汽車、人工智能等產業，不但為大眾提供更多的便利生活，而且很多前瞻性的技術，勢必會改變我們的生活。

此時的互聯網巨頭與政府監管的關系是相得益彰，互相成就的雙贏狀態。

       3 壟斷制約期

雙贏是互聯網巨頭與政府之間均衡的關系，但隨著逐利的畸形發展，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平臺的發展逐步脫離政府預設的軌道。

對于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穩就業是最核心的KPI，但如今，資本的逐利性，讓互聯網巨頭們與政府越來越遠。

日前，美團、阿里、京東等巨頭平臺相繼涌進賣菜市場，通過巨頭們的補貼，平臺菜價比商販們的售價便宜至少20%，導致商販銷售額銳減。而可以想象的是，一旦補貼力度不變，以賣菜為生的小商小販勢必會大量失業。

2020年4月，因美團將新開餐飲商戶的傭金比率調高至26%，超過餐飲企業的忍耐度，廣東省餐飲服務行業協會官微發布《廣東餐飲行業致美團外賣聯名交涉函》，要求美團立即取消獨家合作限制等其他壟斷條款，直接減免整個疫情期間廣東省內所有餐飲商戶外賣服務傭金5%。

隨著資源的高度集中，互聯網公司越來越像一把收割的鐮刀，收割的不僅僅是菜市場的商販，美食街的小店主，而是收割整個社會資源。

據了解，目前，從2014年起，騰訊和阿里通過并購的方式開始瘋狂投資，目前其觸角覆蓋到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新聞資訊、音樂、視頻、電商、打車出行、醫療、金融理財……

中國用戶規模TOP30的APP，騰訊系和阿里系占據七成，而在全球586家獨角獸公司中，騰訊阿里分別投資了52家和44家，而且這96家獨角獸企業絕大多數在中國。

這樣龐大的產業布局，讓人不禁想起了香港的年輕人。

早前以李嘉誠為首的四大家族，通過投資并購，控制著香港的基礎設施，如房地產、水電煤氣、公共交通、零售商店，他們就像是收租的地主，只要在香港生活，就要給李嘉誠們交租。

如今阿里、騰訊等科技巨頭融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我們互聯網生活最基礎的工具，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就像現在香港人一樣，每天一睜開眼就要給巨頭們繳費。

因為去中心化，互聯網被視為公平，但隨著用戶高度集中，互聯網也將從屠龍少年變成惡龍。

如何遏制少年變成惡龍？在反壟斷，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摩根集團是最典型的案例，因在金融市場極度壟斷，美國政府出臺“日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摩根集團拆分為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兩部分，并一度不準許金融業混業經營。

但對于科技類公司來說，與金融業那樣強行拆分并非好事，以美國為例，即便GAFA（谷歌、蘋果、Facebook、亞馬遜）強力壟斷，美國也只是在罰金等方面要求。

這與國內監管的思路如出一轍，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就《<反壟斷法>修訂草案 （公開征求意見稿）》，其中對于互聯網壟斷企業處罰金額上限提高到了上一年度該企業集團銷售額的10%。高額的罰金將讓互聯網巨頭們的擴張不再肆無忌憚。

而對于社會、國家和大眾來說，希望《反壟斷法》能夠讓互聯網不在單單是巨頭的競技場，而是每一個消費者、每一個創業者都能有選擇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