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媽媽在職場

10點半吸一次奶，11點出門，12點跟客戶吃飯，吃完飯后，要立刻拎起背奶包沖進商場的母嬰室用自動吸奶器將母乳泵出，放進一次性滅菌的儲奶袋中，再細心地將它們放在有冰袋的保溫袋里，收納好背奶包，再沖向下一個客戶的見面地點。

生完老二將近一年時間里，回歸職場的周蓉都在跟時間賽跑，從工作的褶皺中尋找時間和空間來完成作為二胎媽媽的任務，她常常在去見客戶的車上會困得睡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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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一天，晚上8點下班回到家，周蓉給自己的唯一任務是陪伴小女兒三小時直到她睡著。但往往事與愿違。很多次她剛跟女兒坐穩在床上依偎好，工作信息就叮咚叮咚地涌進來。周蓉在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市場部工作，即使在下班時間，這個崗位也需要保持在線。

遇到需要緊急處理的工作，周蓉只能放下女兒，立刻拿起手機協調工作，搜索信息、找相關同事問進展、修改手中已有文件……直到“咚”的一聲，埋頭于工作的周蓉才發現6個月的女兒憋紅了臉橫在地上哭。原來，孩子在她處理工作的時候，慢慢從身邊爬走，掉下了床。

這樣的狀況發生過不止一次。還有一次是周蓉忙了一天后回家倒頭就睡，結果半夜原本被她擋在有圍欄一邊的小家伙，從周蓉身上爬過去，從床的另一側摔下去。全程睡得死死的周蓉，直到孩子一聲嚎啕刺破天花板，才從夢中驚醒過來。心疼、愧疚、委屈幾種情緒交織在一起，“我真的也很累，白天還要工作，晚上要兩個小時起來吸一次奶，哺乳期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

幾次意外發生后，周蓉加裝了護欄，保證寶寶活動的范圍內360度全覆蓋。她也學會在急活來的時候，把孩子交給爺爺奶奶安頓好后，自己再全身心處理工作。

每個二胎媽媽，在完成工作和照顧孩子上的雙線經驗都稱得上是一部書。在做了二胎媽媽后的一段時間里，另一家互聯網大廠員工萬如意也面臨過惱人的問題。在她已經休完產假回歸職場后，一直用母乳喂養的二寶還不會用奶瓶。

為了能讓孩子吃飽，那段時間萬如意只能趁每天午休的時候開車回家喂孩子。為了能更從容些，萬如意盡量提高效率，不讓工作占據午休時間。這樣維持了半個月，二寶終于學會了吃奶嘴，萬如意才松了一口氣。

時間管理是每個職場媽媽的必修課。在微軟工作的Lily是一個堅定的母乳擁護者，自從有了二胎，她對自己的時間管理就更嚴格了，每天要求自己用最高效的方式完成工作，5點準時下班回家喂奶。有時遇上出差，她就帶著一家人出門，白天老人們幫忙帶孩子，晚上她工作完回來喂奶，只是那段時間訂酒店機票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時間相對自由的工作也因為二胎的到來被重新定義“自由”。媒體人蘇馨不得不將工作安排在夜間，因為白天被兩個兒子大量占據，很難有縫隙。

6點半爬起來做早餐，7點半之前先把哥哥送到學校，回來后趕在8點半前再把弟弟送到幼兒園。由于弟弟上半天學，11點半把弟弟接回來，下午3點半再去小學把哥哥接回來。放學后做飯、輔導功課、疫情期間孩子身體狀況報備……

兵荒馬亂的一天結束后，晚上9點小怪獸們都睡覺了，蘇馨才有時間伏案工作，處理手頭的稿件。做記者時養成晚上寫稿的習慣，本來已經漸漸改掉，有了娃之后不得不再次撿起來。

新成員的加入，讓一個家庭有了新的責任，而媽媽通常是其中承擔最多的個體。與此同時，她們又是職場人，背負著沉重的KPI。在有些人看來，孩子就像一把溫柔刀，一刀一刀割去了她們的自由和時間。

生育的過程極其辛苦，失控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媽媽們也努力在生活和工作轟炸后的廢墟上建立自己的掌控感，重新學習處理自己和世界的關系。

二胎媽媽的后顧之憂

萬如意的公司是業內知名的奮斗大廠。懷上二胎時，她就對自己在這間大廠的職業生涯做好了心理準備。當時，她正站在升職加薪的當口。盡管很清楚懷孕和剛生完孩子的女性是要給部門的低績效背鍋的，晉升更是無望，她還是決定努力一把。懷孕期間依然承擔了大量的工作，跟所有人一樣加班、出差，暗暗希望自己的堅持被人看到。

但一切還是泡湯了，萬如意不僅承擔了部門的低績效，自己的名字也從晉升名單中消失。休完產假再次回到辦公室后，萬如意說“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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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不是說工作強度承受不了，而是“根本沒有工作”。生二胎前，萬如意是部門的骨干，很多大項目都是她來負責。自從懷孕以后，她的任務逐漸被分給了其他同事。在她休產假的幾個月里，同事已經成為最了解項目的人，而她卻完全不清楚進度。

得不到重點工作、績效不高，從萬如意回歸職場開始，直到她抓住一個機會跳了部門，重新挑起大梁，本該在幾年前輪到的那次晉升才終于落到她的頭上。

互聯網大廠們在這個時代里全速奔跑，它們也要求自己的員工跟上節奏，永遠對工作保持忠誠。天然被生育攔住的女性，就跟萬如意一樣常常會面臨這樣的壓力時刻。同樣身處互聯網大廠的葉然，懷上二胎后，已經位居高級總監的她被領導刻意安排去做一些無足輕重的工作，盡管待遇沒有因此減少，但是重要的項目已經與她無緣。

離開了崗位，就相當于不再熟悉業務，速度無法跟上團隊。盡管她們認為自己完全能夠勝任那些工作，但沒人會相信她們。

在肩負救死扶傷職責的醫院，懷孕自由甚至是一種奢侈。科研人員張也所在的醫院，護理團隊想要懷孕需要提前半年向護士長報備排隊。因為團隊的工作彈性很小，需要三班倒，如果有人懷孕就會破壞部門內的平衡，讓排班亂了套。有的護士排上了隊，但一直沒懷上，過了時間就只能重新排隊；如果有護士沒排隊但意外懷孕了，排上隊還沒懷孕的同事就只能往后順延。

相比之下，在外企工作的Lily顧慮會小很多。Lily在微軟工作了將近20年，中間也有其他公司高薪挖她，但她更看重微軟對女員工人性化的照顧。在懷孕期間，Lily的老板會適當減少她的工作量，讓她少出差，產檢請假也很靈活。休完產假回到工作崗位后，可以5點提早下班，中午還有2個小時可以吸奶。此外，微軟也有明確的規定，產假期間不計入KPI考核，這也讓她能夠毫無壓力地休5個月產假。

當然，國內大廠也并非面目可憎。比如萬如意的公司有明文規定，懷孕、休產假的女員工績效不能被打C，C是要被淘汰的等級，這算是對職場媽媽某種程度的保護。再比如，公司有一年的哺乳假，職場媽媽們在這個期限里可以5點下班，只是很多人用不了，因為活很少在5點結束，“大家都在推進工作，你也不好提前走”。

最值得一提的，還是大廠優越的硬件設施。大廠的母嬰室是最為慷慨的，大部分一、二線大廠都配備了有沙發、有電源、有專門的儲奶冰箱、環境溫馨的“豪華母嬰室”。

現實世界與大廠在母嬰室的問題上就像一個平行世界。根據2019年的一份調查報告，中國內地所有城市總計擁有的母嬰室數量僅為2643間，其中只有7座城市擁有超過100間母嬰室，北京以341間位列第一，超過2200個家庭共用一間。大多時候媽媽們只能去廁所擠奶，“覺得特別沒有尊嚴”。

公務員張瑞云就在沒有母嬰室的湖南鄉鎮做扶貧工作，工作量超乎人們對公務員的刻板印象。跟大廠員工一樣，她的手機也要24小時保持開機狀態，有時候一兩個月都回不了一次家。“體制內一個崗位就那么一兩個人負責，就算領導體諒你早點下班，但這些事情總得做完，如果我不來做，沒有人會來幫我。”

二胎一直在張瑞云的規劃里，她本來想等大女兒大一點再生，但老二到來的速度比想象中更快，壓力也比原來更大了。去年疫情防控期間，張瑞云的工作更加繁忙，她要去社區給每家每戶做排查，還要上門量體溫送菜，工作從天亮排到天黑，有幾次加班到夜里三點多，根本沒有時間吸奶。“漲奶的感覺太難受了，特別痛，就像胸前兩塊大石頭壓得你想死。”強壓之下，老二硬是在一歲不到就斷了奶，她對此一直很愧疚。

對于身處職場的二胎媽媽而言，老人往往是最堅實的“靠山”，一線城市的“互聯網打工人”的標配幾乎都是父母帶娃。福建的伊荷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她和丈夫的雙親都有各自原因不能幫帶娃。前前后后換過四個阿姨，不是太油條，就是太懶惰，或者毫無邊界感，她常常哀嘆“找一個好阿姨比找一個好老公還難”。

如果說老人是“靠山”，那么丈夫的重要性就相當于職場媽媽最重要的戰友，不添亂是基本要求，給不給力最關鍵。

律師李斌就有這樣一個好戰友。生了老二之后，李斌從工作了10年的檢察院跳槽到創業公司闖蕩。2019年，李斌得到在一家世界50強企業做管理層的機會，在深圳工作了一年多，每兩周才能回一次北京。在這個過程中，丈夫選擇了支持，他繼續待在司法行政部門，這份工作不太忙能讓他有更多時間照顧兩個孩子。

不論是在一線城市的互聯網打工人，還是醫生、科研人員或是鄉鎮的公務員，沒有哪一個職場女性在面臨生育問題時是沒有后顧之憂的，工作既為她們的人生保駕護航，也為她們增添了無窮的挑戰。來自父母的支持、丈夫的尊重和參與都是二胎媽媽們實實在在的武器，是她們能夠安心回歸職場背后的重要原因。

她們后悔嗎？

剛生下二胎后，周蓉曾嚴肅地考慮過要不要當全職媽媽。那時候她被拉進了幾個媽媽群，看到有的母親為孩子付出了自己的全身心，親自接送上下學、做營養豐富的餐食、陪著孩子上鋼琴課、舞蹈課，不錯過孩子任何一個成長瞬間。“看到這些我真的會懷疑自己不是個好媽媽。”

是母親“罵醒了”她，母親是一個全職媽媽，她深知把工作權交出去后，徹底奉獻家庭和孩子，女性將為此付出的代價，“經濟獨立是你的底氣”。

工作帶來的價值感是很多二胎母親無法割舍職場的原因之一。

生完二胎回歸職場的第一天，Lily感到無比幸福。在微軟的前10年，因為一直做著自己喜歡的事情，Lily每天沉迷于工作，她本來認定自己會是堅定的丁克一族。直到31歲，Lily意外有了孩子。當女兒柔軟的小身體躺在懷里的時候，那種美妙的感覺顛覆了她以前的認知，“原來比起工作，成為一個母親是更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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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絲毫沒削弱她的事業心。生完老二回來，她還升職做了管理層。Lily始終提醒自己，在家里她扮演著兩個女兒的榜樣，做好一個母親的同時也必須要把自己的職業經營好。“不是說要去追求多高的職位，而是要讓她們看到工作的豐富多彩，讓她們體會到自己現在努力學習的意義。”

有了兩個孩子后，李斌發現工作也被注入了更多的動力。記得剛生完老二的時候，她白天在檢察院工作，同時還在寫一份10萬字的博士后報告，晚上喂完奶把孩子哄睡了，她就跑到檢察院繼續寫，每天寫幾千字，在那種強壓之下，堅持一個月把報告寫完了。

“只有想偷懶的時候，孩子才會成為你的借口，本職工作做好了，沒有人會因為你是一個二胎媽媽就做減分項。”李斌想讓兩個兒子知道，一個正常女性必須要有自己的事業，家里的頂梁柱不一定就得是男性，這也是另一種性別平等的教育。

作為一個鄉鎮基層的體制內人，張瑞云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視為“養老單位”，打拼的勁頭一點不輸大廠996的程序員。“我才三十多歲，不想在公務員隊伍里混吃等死。”更現實的考量是，兩個小孩的教育、穿衣，每頓都要吃肉吃水果，哪哪都需要用錢，生活沒有留給她喘息的空間。

但也有不少媽媽，有了兩個孩子后，本能地把家庭放在了第一位，在職場上做了妥協。

在一家檢測機構工作的王珊，已經算是公司的老員工，有經驗有資源，但為了把更多時間留給兩個孩子，直到現在她還是一名普通職員，很多比她來得晚的人后來都成了她的上司，有時難免會覺得不平。

去年有一家公司以升職加薪為條件挖她，但因為會經常加班，王珊考慮了很久，還是放棄了這份心動的offer。“我想很多二胎媽媽都會有這個遺憾。”為了加薪，王珊只能用那些更苦的辦法，比如申請一份職務證書來拿公司的額外補助，現在她還在嘗試考另一個證書賺點掛靠費，“很難，還在努力中”。

伊荷則因為孩子選擇了跳槽。她的前東家是一家氛圍輕松的互聯網公司，她是排在前面的優秀員工，入職還不到三個月時，老板非常少見地給她加薪了10%，還在部門的年終考核中拿了最高分。但為了方便接送女兒讀幼兒園，伊荷換了一家離家更近的公司，代價是薪資比之前少了兩三千塊錢。

她們后悔嗎？以色列社會學家奧娜·多納絲曾發起一項調查，她采訪了23位 “后悔生孩子”的以色列母親，寫成《后悔做母親》一書，她們后悔的原因除了對身體的損耗，失去時間和自由也是排在前列的。

就像蘇馨偶爾會懷念單身時候的日子，那時她剛剛參加工作不久，經常下班后跟同事去唱K、去喝小酒。同齡的閨蜜們幾乎都當了媽媽，只有一個朋友至今仍單著，蘇馨每次看她又去看電影了、又去逛博物館了、又去旅行了，說不羨慕是假的。

即使生活里充滿了各種辛勞的碎片，這些受訪的二胎媽媽都沒有將此視為“犧牲”。在她們眼里，壓力是加倍的，幸福也是加倍的。

有一個周末，伊荷把小女兒哄睡后，老公領著大女兒去動物園，她一個人在奶茶店刷了一小時淘寶，短短的放風已經覺得是天大的滿足。她很少會懷念一個人的日子，因為覺得沒孩子的時候，有大把時間也沒有創造出很多自我價值，可能也就是看劇玩手機，兩個女兒讓她平凡的生命更完整了。

“養育小孩有點像去重看自己從小被照顧的時光，站在一個更遠的視角去看每個生命最初的時光，她們軟軟糯糯的，連抬頭都要一點點學，感受她們沒有被改造過的純天然的思維，我很享受這個過程。”伊荷的小女兒是一個有著一頭卷發愛笑的小孩，下班回家，光是看著她的嘟嘟臉，一天的疲倦都被治愈了。

以前生活里只有工作的時候，Lily每天下班就是一個人回到公寓，看看劇然后睡覺，偶爾和朋友出去小聚，回想那些日子，她覺得非常孤獨。今年2月，Lily剛度過了自己的40歲生日，那天一打開門，老公和孩子把家里掛滿了彩燈，兩個小棉襖沖進她的懷里，祝她生日快樂，給她寫了賀卡，四個人一起切蛋糕，家里到處是熱熱鬧鬧的聲音。“怎么可能再會去想沒有孩子的生活？”

（文中采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