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時間5月14日12時01分，中美正式同時互降關稅，美元和人民幣罕見雙雙走強。但其實，過去一個月，特朗普關稅之戰導致中東成了全球大資管集團最重要的流動性來源。

KKR最新任命了美國前CIA局長彼得雷烏斯為中東地區董事長；Brookfield正在籌集新一只專注于中東的投資基金，規模至少20億美元。華平投資正將總經理Viraj Sawhney從孟買調任至海灣地區，負責該區私募交易擴張；且在上個月，華平與沙特養老基金旗下哈薩納基金簽署協議，雙方就沙特本地和區域的投資機會加強合作。而Permira Holdings LLP計劃在迪拜設立辦事處。黑石集團、泛大西洋集團、凱雷集團等高管也會定期出席在利雅得和阿布扎比舉行的大型金融會議。除此之外，普華永道正在調整中東領導層，以修復與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公共投資基金（PIF）的關系。

“我們看到10%的客戶風險敞口或管理資產，可能從美國資產中退出并重新配置。而這些資金可以轉移到歐洲、中國、中東和拉丁美洲。”全球資管巨頭駿利亨德森投資公司首席執行官近日在媒體采訪中表示。

簡言之，關稅之戰，美元資產向中東轉移，是“去美元化”與新興市場崛起的綜合結果。無論結局如何，全球資本對美元資產的定價邏輯正發生根本性轉變，一個全新的全球資本主義模式正在慢慢形成。

美國VC/PE退出計劃已被打亂

KKR前不久宣布在中東成立了投資團隊，并任命美國中情局CIA前局長、退役將軍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為中東地區業務董事長。在當日發布的聲明中KKR表示，此舉凸顯了該公司對中東地區的長期承諾。聯合首席執行官約瑟夫·貝和斯科特·納托爾表示，他們相信中東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全球經濟格局不斷變化的背景下，KKR的每一個資本動作都反映著全球資本流向的新趨勢。

“特朗普上任時，美聯儲已經開啟降息周期，理論上將助推私募股權交易活動增長。”但是，北京某機構合伙人陳清告訴編輯，“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反復，引發股市劇烈波動，私募股權投資的退出計劃或被打亂。相對的，中東憑借石油資本、經濟轉型紅利及相對穩定的地緣環境已經成為全球資本配置的新重心。”

據PitchBook Data數據，一季度美國PE/VC行業積壓了12000多家待退出公司，其中約3800家是機構持有5-12年。分析師指出，這3800家公司中近60%的公司對進口和關稅波動有重大風險敞口，加大了VC/PE退出壓力。

毋庸置疑，關稅沖擊加劇了對美國私募股權投資的壓力。有數據顯示，近一個月內，KKR下跌9.34%，黑石下跌10.81%，凱雷集團下跌15.07%。這場由關稅戰引發的資本遷徙，不僅是一次簡單的資本流動，更是一個新世界的分娩陣痛。或許正如迪拜酋長所言：“沙漠里最珍貴的不是石油，而是連接東西方的智慧。”

當然，KKR與中東本就有不少“前緣”。自2009年進入中東市場，KKR已在迪拜和利雅得設有辦事處，并成立了專用基礎設施和能源投資平臺。2019年KKR投資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的石油管道，是全球領先投資機構與中東國家石油公司在中游基礎設施領域的首次合作。KKR還通過飛機租賃投資平臺Altitude Aircraft Leasing，從該酋長國旗艦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收購了一批商用飛機，擴大其在中東的業務版圖。年初，KKR宣布收購中東數據中心企業Gulf Data Hub部分股權，雙方承諾投資超過50億美元用于建設數據中心容量。

不過，近兩年，包括KKR在內的美元PE在亞太地區尤其是中國的聲音越來越小，自2020年12月以來，KKR在印度、大中華區、澳大利亞和東南亞的私募股權負責人已先后辭職。2005年，KKR在香港設立辦公室正式進軍亞洲。入華以來，KKR投出過蒙牛乳業，青島海爾、字節跳動等眾多知名中國企業。時任KKR聯合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的約瑟夫·貝曾在2020年表示希望把公司在美國的所有產品線都帶到中國。“10年后，KKR在中國的資產管理業務不會小于在北美的資產管理業務”。

此次任命，KKR官網顯示，彼得雷烏斯是KKR的合伙人，也是KKR全球研究所的主席。加入KKR前，曾在美國軍隊服役超過37年，其中六次擔任將軍，包括指揮伊拉克增兵、指揮美國中央司令部以及指揮駐阿富汗聯軍。2011年4月，彼得雷烏斯獲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出任中央情報局局長。2012年11月9日，彼得雷烏斯宣布由于與作家寶拉·布羅維爾發生婚外情，而辭去中央情報局局長，成為美國史上在任時間最短的中央情報局局長。

“中東正崛起為一個領先的投資重鎮，它擁有清晰的愿景、令人矚目的創新能力、穩定的財政狀況以及私營部門和政府日益增強以合作為導向的理念。”在聲明中彼得雷烏斯表示。

全球資本都盯上了中東日益壯大的資金池

中東如今是最具吸引力的全球長期資本投資目的地之一。

得益于其巨大的能源儲備和充足的資本，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公司、投資銀行和家族辦公室都在擴大其在阿布扎比和利雅得等地區金融中心的業務。年初的時候，KKR就宣布要收購中東一家數據中心公司Gulf Data Hub部分股份。這家Gulf Data Hub是2012年成立的，總部在迪拜，現在在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已經運營著7個數據中心了，而且還在計劃往海灣其他國家再建更多數據中心，可以說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數據中心平臺了。雖然目前具體財務細節未披露，但雙方已計劃，要投入超過50億美元來建數據中心。

在陳清看來，“在海灣地區，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會為成為人工智能的重要樞紐展開競爭，這里獲得廉價能源的優勢以及其位于大陸交叉路口的地理位置被視為額外優勢。所以將來會引發建設數據中心以支持該技術的科技競賽。”

中東的熱鬧，不只KKR。CVC Capital Partners Plc和Ardian SAS等公司也在海灣地區派駐人員，專注于與當地企業家和家族企業建立聯系。海灣伊斯蘭投資有限公司 (Gulf Islamic Investments LLC) 和沙特阿拉伯的Jadwa 等本地公司也參與其中。

阿布扎比一家中型私募股權公司 Aliph Capital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Huda Al Lawati 表示，最大的變化是外國公司“真正在該地區投資”，而不僅僅是利用其龐大的主權財富。迪拜已成為吸引國際投資者的磁石，其中包括越來越多尋求新增長機會的私募股權公司。

無獨有偶，前些日子，來自全球的頂級對沖基金巨頭齊聚阿聯酋首都一家豪華酒店，參加由高盛集團召集的一場閉門活動，其中，最受矚目嘉賓之一Mubadala Investment Co．首席執行官Khaldoon Al Mubarak，該公司是2024年全球最活躍的主權財富基金之一。

這場會議的召開，正值全球因關稅政策動蕩不安之時，旨在為對沖基金與實力雄厚的潛在出資方牽線搭橋，這也是高盛在該地區首次舉辦官方“資金引介”活動，共吸引約100名交易員與資產配置人士齊聚阿布扎比素有“對沖基金島”之稱的Al Maryah島。

高盛指出，許多對沖基金開始采取更加保守的投資方式，減少高風險資產的配置。這種策略的核心在于降低潛在的損失，并確保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尤其是在利率上升、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投資者對于風險的敏感度顯著提高，導致他們更傾向于規避可能的市場波動。對于許多對沖基金來說，包括格里芬的城堡投資在內的機構，幾周前還堅定看好特朗普經濟議程，如今他們將目光集中在同一個方向：中東日益壯大的資金池。

此次活動也凸顯出阿布扎比，作為全球新興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提升。該酋長國擁有全球6%的石油儲量，主權財富基金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其雄厚的資本正在成為全球投資者的“磁場”。會議上，高盛的全球事務總裁、前美國國務院官員賈里德·科恩也陪同出席。自2022年加入高盛以來，他在幫助公司應對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科恩在今年早些時候一次討論中表示：“就阿聯酋而言，它仍然是國際企業設立總部的首選地，同時也是該地區最具吸引力的居住地。阿聯酋希望保持自己的先發優勢。”

換句話說，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不確定性增強的背景下，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正經歷轉變——美國投資者在為潛在的衰退風險做準備，中東資產正變得愈發具有吸引力。

資本遷徙的風暴背后，投資盡調的特殊性不容忽視

自4月以來，美國加征關稅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令市場充滿了悲觀情緒——僅4月7日-13日這一周，美元指數累計跌幅超過3%，并跌破100關口。歐元兌美元升值，日元、瑞士法郎等貨幣大幅走強，人民幣跨境支付占比提升至 5.2%，黃金價格突破 3220 美元/ 盎司。種種現象背后，是政策的信用崩塌、杠桿交易的踩踏以及美元信用危機三重沖擊疊加效應，美元資產被拋售的趨勢愈演愈烈。更有分析認為，當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助推了海灣國家“轉向亞洲”的趨勢，這種轉向很大程度上由能源貿易推動。同時，海灣地區與亞洲其他地區在其他關鍵領域也開展合作，包括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建設等。

阿聯酋經濟學家認為，世界面臨關稅戰引發的經濟危機，中國是中東國家投資合作的最佳選擇，雙方需要加強合作共同應對經濟前景不確定性。阿聯酋經濟部創業國務部長阿利亞 · 阿卜杜拉 · 馬茲魯伊此前也表示，中國是阿聯酋實現經濟多元化的重要戰略伙伴，阿方希望與中國在創新企業、前沿科技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動新興產業發展。

據Preqin數據，過去十年，中東地區私募股權交易數量幾乎翻了一番，管理的資產規模也幾乎翻了一番。這些投資標志著該地區發生了巨大轉變，該地區曾主要被外國公司視為資本來源。私募股權活動的增加可能會進一步提升該地區的交易量，貝恩公司估計，去年該地區的并購總額達到了290億美元。

發稿前不久，有消息傳出——馬來西亞最大公共部門養老基金——國家公務員養老基金（簡稱KWAP）選擇易達資本，作為其進軍中東最大私募股權市場——沙特的首個戰略合作伙伴。易達資本是首家投身沙特與中國間跨境投資的投資機構，活躍于中東北非、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并成為少數獲得沙特公共投資基金（PIF）、阿曼投資局（OIA）等主權基金支持的國際投資機構。此次動作也標志易達資本在推動中國產業出海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同時為中國企業進入東南亞和中東市場，聯動全球市場提供了更廣泛和深入的資源支持。

不過，盛宴背后亦有暗礁。2025年4月，因美聯儲意外加息50個基點，阿聯酋股市單日蒸發230億美元市值，部分人民幣基金被迫折價30%拋售資產。這提示需建立“離岸+在岸”對沖機制，如利用香港人民幣期貨市場進行風險對沖。某人民幣基金合伙人告訴編輯，其所在機構投資的沙特無人駕駛項目，因未考慮伊斯蘭教法對“不確定性交易”“禁止使用利息（Riba）與投機（Gharar）”等原則限制，導致股權回購條款被判定無效，損失超8000萬美元。這也凸顯了所謂出海投資盡調的特殊性。

2025年，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觸發了國際資本對傳統美元資產的信任危機。在此背景下，大量VC/PE機構、對沖基金等紛紛將目光轉向中東資金池。硬幣的另一面是，沙特主權基金PIF年內完成對中國新能源企業超50億美元投資，阿布扎比ADQ基金聯合人民幣資本布局中亞數據中心集群，迪拜金管局更推出“數字資產自貿區”吸引加密資本.....不難看出，關稅之戰加劇著全球供應鏈的重構，美元霸權的動搖導致的資本外流，美國股市、債市和PE市場持續承壓，如此，中東地區并不意外的成為了全球資本的“新大陸”。

2025年，一場由關稅戰引發的全球資本遷徙正在上演，而這場新風暴背后是地緣政治、貨幣體系重構與產業革命的三重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