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投資機構教父級人物、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大衛·史文森，于5日因癌癥去世，享年67歲。耶魯大學在發布的消息稱，直到本周一（3日），史文森還與朋友講授了本學期的最后一堂投資分析課。

據公開資料，大衛·史文森成長于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是威斯康星大學河瀑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的一名化學教授和系主任，他的母親在養大6名孩子后，成了一名牧師。在威斯康星大學河瀑分校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和理學學士學位后，大衛·史文森1975年到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畢業論文是“公司債券估值模型”，其中一位論文指導老師是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托賓是資產組合選擇的開創者，史文森直接從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知識，這也是他后來提出創新性多樣化投資組合的基礎。

1980年，史文森博士畢業后進入華爾街工作，追隨自己的學術興趣，他加入了所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1981年，史文森為構建世界上第一個貨幣互換協議而努力，那是IBM與世界銀行之間的一項交易，允許對沖瑞士法郎和德國馬克的敞口。在所羅門兄弟工作3年后，史文森作為高級副總裁加入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1985年，在31歲的時候，他收到耶魯大學教務長布萊恩納德邀請掌管耶魯基金，便毅然選擇回歸學校，哪怕這次跳槽要減少80%的收入。此后他便長期出任耶魯大學首席投資官，大衛·史文森擅長組合投資，同時擅長挑選優秀基金管理人。過去10年，耶魯捐贈基金年收益率為10.9%，基金規模增長至312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史文森開創了大學捐贈基金重注VC、PE等私募股權投資工具的先河。根據基金年報顯示，該基金2021財年配置目標繼續加大VC、PE比例，VC從18%提升至23.5%，PE從15%提升至17.5%，總占比為41%，這個數字大大超過美國大學捐贈基金的平均水平。

該基金2020年報顯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年度扣除費用后的年投資收益率為6.8%，20年期年化收益率為9.9%，這個數字超過了同期美國股票、債券和大學基金的平均表現。

大衛·史文森的去世在投資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作為大衛·史文森的學生、高瓴資本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磊連夜撰文哀悼，感慨“傳奇永不落幕”，追憶了他與導師的過往點滴。

張磊在他撰寫的《價值》一書中介紹了和大衛·史文森的相識——“初次相見是在課堂上，但近距離會面卻是在耶魯投資辦公室的面試室”，張磊在耶魯留學時曾在耶魯投資辦公室實習，當時主要工作是研究森林資源，在此期間他不僅從投資角度真正理解了金融體系的最本質功能，還養成了自下而上的研究傳統，后來被引入了高瓴。大衛·史文森可以說是張磊在價值投資領域的啟蒙恩師。

以下為張磊悼文：

暮春可能是最殘忍的季節。我收到大衛·史文森先生去世的消息時，心中的悲痛難以自已。盡管我知道，這位全球機構投資界的傳奇先驅已經與癌癥斗爭了九年，但一時間還是無法接受這樣的噩耗。

我很難用言語表達大衛對我以及身邊朋友的巨大影響，打開電腦卻遲遲難以成文。他是引領我進入投資界的第一位導師，他教會我什么是受托人責任，什么是長期價值投資，如何創造一個有靈魂的組織……他早已成為我生命中的良師益友。

第一次遇到大衛時，我還是個學生，正在為沒有錢支付第二年的學費而拼命找工作。就像很多焦慮而迷茫的年輕人一樣，我投出了無數的簡歷，最終都石沉大海，我經歷了無數的面試，最后都沒了回音。當我一次次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學校時，完全沒有想到，機會竟然就在我出發的地方等我。

在耶魯投資辦公室的面試室，大衛給了我一個機會——無論在什么時候看來， 都是一個彌足珍貴的機會——跟著他實習。而在此之前，我從未真正接觸過投資。后來，我曾問過大衛，為什么會接受一個對很多問題都回答“I don’t know”的小白？他回答我，很多時候，坦誠都是最為重要的品質。

我從大衛那里接受的第一個艱巨的任務，就是把他的著作《機構投資的創新之路》翻譯成中文。大衛的詞匯量很廣，機構投資又有很高的專業門檻，所以，可想而知這個項目對我的挑戰有多大。我第一次在書中遇到了一個概念——fiduciary，當時的翻譯多不準確，我只能盡最大努力拼湊恰當的詞來表達，最后將之翻譯成“受托人”。后來，我才明白，這個詞所代表的行業原則指導了大衛一生中的許多重要決定。這些年來，大衛成為了一個典范，證明了作為一個受托人意味著什么：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并使你的利益與信任你的投資人、你的合作伙伴保持一致。大衛還有句話，“管理好風險，收益自然就有了”。后來，“風險管理”和“受托人責任”也刻進了高瓴的DNA。

大衛是這個星球上最卓越的投資領袖之一，但對同事來說，他首先是一位朋友。他有一間辦公室，但幾乎不用，因為他更喜歡和所有的同事一起坐在開放的交易大廳里，這樣大家就可以隨時隨地發言，順暢地與他溝通，甚至激烈地討論。在辦公室外、在壁球比賽間隙、在觀看足球賽時，以及在夏季壘球比賽的休息時間，他都在與我們一起討論問題。

在我那段寶貴的實習期內，大衛一定回答了我提出的數百個關于投資的基本問題。

大衛花費了大量精力在教書育人上，這種對自己時間的慷慨不僅使我受益良多，也使我們的同事和眾多尋求他建議的學生受益匪淺。大衛的午餐時間經常交給學生，幫助他們思考該從事什么樣的職業，過什么樣的生活。也許對大衛來說，沒有什么比“投資于人”更能代表長期價值投資了。他孜孜不倦地幫助身邊許多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引導他們走向一條為社會創造價值的道路。

中國人常講，扶上馬，送一程。幾年后，在我創業開始階段，大衛給了我最關鍵的支持。創立高瓴時，我剛剛32歲，從未管理過投資基金。我當時的幾個合伙人也都沒有做過投資。我們這群“烏合之眾”唯一的共同點是，無限的求知欲以及對中國未來的信心和向往。我曾經問過大衛，為什么他要投資高瓴，因為在當時沒有任何其他機構會冒這個險。他說，當你和合適的人一起工作時，一定會有好事發生。今天，最初的幾位合伙人和我一路風雨兼程，而在高瓴，這已經成為一句口頭禪，“找到靠譜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我認為，這也許是大衛帶給我的，關于投資最重要的一課。

從投資于身邊的人，再到通過支持教育幫助更多的年輕人，讓投資家大衛受到更廣泛愛戴和尊敬。大衛非常自豪，他和同事所做的工作能夠支持大學的前沿研究，培養最優秀的人才，并幫助他們跳出物質條件的束縛去追求更大夢想。大衛總是散發出一種使命感，給了我們這些與他共事的人一種難以言說的積極能量。他的團隊中有許多人與他共事了幾十年，也有許多同事后來到其他大學繼續他們最初從事的事業。大衛常說，使命感驅動型公司才是“有靈魂的組織”。經過多年的創業打拼，我越來越認同大衛的觀點，并且發現這樣的公司，也通常是最具創新性和凝聚力的組織，并且有更高的機會穿越周期走的更遠。我很感激從大衛這里學習到這樣的理念，并在高瓴的創業歷程中一直堅持將教育和人才作為“永遠不需要退出的投資”。

四年前，在大衛的感召和鼓勵下，我與同仁們發起創辦了高禮價值投資研究院，大衛欣然應允擔任研究院的名譽理事長。在研究院首屆價值投資研習班開放日活動上，大衛發表了著名的致辭，用精煉地語言勾勒出一位杰出投資者所需的特質和素養——好奇心驅動的求知欲(Intellectual Curiosity)；極致聰慧(Raw Intelligence)；自信心(Self-Confidence)；謙遜(Humility)；敬業(Work Ethics)；判斷力(Judgment)；充滿激情(Passion)。實際上，研究院的初衷，就是希望通過大衛這些樂于助人的導師，集結熱愛學習、相信價值投資的專業人士，共同學習進步，讓更優質的投資人成為中國投資領域的中堅力量。

在新冠大流行使世界陷入停滯的幾個月前，我在紐黑文見過一次大衛。當時，大衛正在接受癌癥治療的新療程，這導致他的腿和腳腫脹。我想他走路一定很痛。盡管如此，大衛還是堅持要陪我和孩子在校園散步；他說，陽光和新鮮空氣對他有好處。大衛陪了我們近兩個小時，在縱橫交錯的老校園里，大衛帶我們走進斯特林紀念圖書館，給我的孩子看他最喜歡的雕像。”你看！”他興高采烈地指著一個小雕像：那是一個小學生俯身在一本書上，而建筑師詹姆斯·甘布爾·羅杰斯在雕像上刻了“U.R.A.JOKE”的字樣。孩子笑了，大衛也跟著笑了起來，并發出了他標志性的爽朗笑聲。

正是這樣豁達樂觀的心態，讓他在長達九年與病魔纏斗的時間里保持了決心和信念；正是這樣對事業充滿激情的熱愛，支撐著他在人生最后時刻還在為學生上課，耐心回答他們的問題；正是這樣樂于分享和成就他人，才能激勵教育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又一批年輕人。我回憶里的大衛，永遠如最初那天見他的樣子，在陽光下，在自己深愛的大學走廊上，與年輕人一起開懷大笑。

傳奇永不落幕，我將永遠感激與懷念這位導師和朋友。